杨慎此时刚满三十五岁,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。他觉得父亲的主张是“守正”,而张璁、桂萼这些支持皇帝的大臣是“媚上”。嘉靖三年(1524年)七月,当嘉靖帝下旨追封兴献王为“皇考恭穆献皇帝”时,杨慎再也忍不住了。
七月十五日那天,杨慎在朝堂上振臂一呼:“国家养士百五十年,仗节死义,正在今日!”两百三十多位大臣响应,跟着他跪在左顺门外哭谏。史料记载,那天的哭声震得宫墙都在颤,大臣们有的捶打宫门,有的哭喊“高皇帝(朱元璋)、孝宗皇帝”,还有人把朝笏(hù,古代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,用玉、象牙或竹片制成,上面可以记事)往地上摔,说:“我们这些官,不如不当了!”
嘉靖帝在文华殿里听得心烦,派太监传旨让他们退下,可没人动。太监回来禀报:“杨慎说,不收回成命,就跪到死。”嘉靖帝猛地拍了桌子:“锦衣卫,给朕打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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锦衣卫缇骑如狼似虎地冲进人群。杨慎被两个校尉架起来,廷杖的板子落在背上,他闷哼一声,鲜血瞬间浸透了官袍。
这一顿打,打死了十六位大臣,杨慎虽然活了下来,却被打得皮开肉绽。三天后,圣旨下来:杨慎充军云南永昌卫,永远不许回京。
从北京到永昌卫,有三千里。杨慎拖着伤体,戴着枷锁,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押送的校尉是个陕西人,见他一路咳嗽不止,偷偷解开了他的枷锁。
走到湖南辰溪,杨慎得了场大病,高烧不退,当地有个姓王的老郎中,听说他是因“大礼议”被贬的杨状元,背着药箱跑了几十里路来看他。老郎中给他喂药时说:“我孙子在国子监读书,常说杨大人是忠臣。您可不能死啊。”
病好后,杨慎继续南行。过贵州镇远府时,他在舞阳河畔的石壁上题了首诗:“楚塞三湘接,黔城万壑通。夜郎天外怨,巴国雨中愁。”字里行间多了几分颠沛流离的苍凉。
到了永昌卫,迎接他的是低矮的土牢和弥漫的瘴气。卫所的军官见他是个文弱书生,说:“杨大人,这里可不是北京的翰林院,得自己挑水种地。”杨慎没说话,第二天就拿起扁担,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去井边挑水。
可他毕竟是状元郎。晚上躺在草堆上,他就着油灯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,遇到精彩的地方,就记在竹片上。当地有个叫张含的秀才,听说来了位状元,跑来拜访,见他在竹片上写满了批注,惊得说不出话:“大人都这样了,还读书?”杨慎笑:“不读书,跟草木有啥区别?”
渐渐地,云南的文人都知道了永昌卫有个被贬的状元。有人从大理送来宣纸,有人从昆明捎来墨锭,还有土司(明清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世袭首领)派子弟来向他求学。杨慎干脆在卫所旁盖了间茅屋,取名“写韵楼”,白天教孩子们读书,晚上就着书立说。